杨公骥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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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为杨公骥先生讲授先秦中国文学史的讲义 ,开始编写于1948年 。这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51年写到第三稿 ,经中央教育部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后,认为有以下优点:如“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 ,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至1957年写至第七稿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

杨公骥先生的这本讲义不仅在观点上有创见,而且在体例上革故鼎新 ,另创格局 。例如,在此之前,一般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是从来不研究所谓“原始文学 ”的 ,正是从杨公骥先生开始,才在讲义中把“中国原始文学 ”立为专编。

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首先探讨了诗(亦即文学)的起源 ,由起源论本质。依据中国的古文献,详述了诗歌 、音乐、舞蹈之所以形成及其特征的由来 。由《诗经》四言诗的二节拍和尾韵所具有的特征,论证出古代劳动时的往复动作的节奏和音响对诗歌的形成和样式的决定作用。并辩证地说明 ,正是诗节奏对诗语言的约束 ,才推动着人们对语言的提炼和修辞,从而促进形象思维和艺术语言的提高和发展。最后阐明原始诗歌在当时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是由于人们的欲求、心理共鸣和条件反射所造成 。以上论据为前人所未引 ,论点为前人所未言。

其次,对中国原始神话作了专章论述。首先使用钩沉索隐的辑佚法,从先秦两汉的现存所有文献中选出有关古代神话的只言片语 ,然后将之缀集成篇,加以口译 。这样便整理出一些比较系统和相对完整的古代神话故事。据此,便可对中国原始神话的形成 、特点 、发展、传统进行深入研究 ,作出精辟分析。杨先生所用的辑佚缀集的方法以后曾被一些神话研究者所使用 。

与当时流行的观念相反,杨先生十分重视宗教学和民俗学。因此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设专章探讨原始宗教、咒语 、祭歌的形成和特点,并阐明其社会意义和作用。进而分节论述了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祭社稷(土、谷)神的祭歌《载芟》、《良耜》 ,祭祖先神的祭歌《生民》和赞美英雄祖先的颂歌《公刘》和《緜》 。上引五篇诗歌选自《诗经》 。近代学者的传统看法,都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全部为周诗。但杨先生通过精细训诂和审慎考证,运用“自证法 ”证明这五篇诗歌乃是周族原始时代用于宗教祭祀的祭歌和赞颂诗。由于宗教本身具有顽固的保守性 ,所以被保留在古诗歌总集的《诗经》中 。杨先生的考证和论断 ,已被许多学者承认 、袭用。

在讲义中,杨先生设“殷商文学”专编,分章分节论述了殷商时代的文化、工艺、宗教 、神话传说、音乐、舞蹈 、祭歌(颂诗)、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这是以往一般文学是所未涉及的 。为了考索商代的音乐和舞蹈 ,除搜集文献记载外外,杨先生曾遍查各名家对殷墟甲骨文的考释,并从《殷墟文字》乙编的影印拓片中寻求有关史料 ,可见工程之巨。同时,由于近世许多学者认为所谓《商颂》不是作于商代,而是周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 ,但却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只能列举某些似是而非的疑点。杨先生为澄清此问题,作《<商颂>考》 。文中不回避认为《商颂》作于周代的学者提出的主要证据 ,逐个根据可信史料作了辩驳。

在论“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对周礼教的特征,周诗的结集、分类和四家诗说以及周诗的语言 、表现手法与样式 、艺术价值等问题 ,都作出了独到的精辟论述。众所周知 ,《诗经》中的“雅诗 ”自五四以来便被视为“庙堂文学”或“剥削阶级的反动庸俗文学”而受到轻视或忽视,这几乎已成为定论 。但杨先生一反此说,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雅诗 ”本身的艺术价值 ,实事求是地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作出公允评价。在讲义中,杨先生重点分析了《诗经》诗三十四篇,其中“雅诗”就有十四篇 ,可见对“雅诗”的重视。杨先生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 ”的狭隘的文学理论,破除了以往传统对“雅诗”和“颂诗”的偏见 。

在论“战国时代的文学 ”时,杨先生开设专章论列战国时在文化方面和艺术理论方面的辉煌成就 ,介绍儒家的“礼乐观 ”,并把公孙尼子的《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萌芽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述 。第一次阐明《乐记》中的“朴素唯物论的命题”和“辩证因素”,并指出它的历史价值。其次 ,杨先生设立专章分别探讨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从艺术角度,也就是以文学形象性的有无和大小为标准 ,来探讨先秦诸子的著作。于是在《论语》、《墨子》、《孟子》 、《庄子》等书中摘选某些段落作为古代抒情散文来分析研究 ,从而将先秦哲学家或政论家的生活态度、真情实感、性格化的语言都生动的呈现出来 。同样角度,从《左传》 、《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中,遴选出某些具有形象化人物、性格化语言 、反映历史事件的篇章 ,作为文学叙事文和传说故事来分析论述,这样就开拓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据此使人认识到先秦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奠基意义。关于古代寓言,以往大多把它当做论说文的比喻性例证或散文中的小故事来看待 ,并不作专门研究 。但杨先生却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样式的文学,开设“战国寓言文学 ”专章来研究,详论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 、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的特殊性 ,并说明它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以及其社会作用,这是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

1958年完成的论文《楚的神话 、历史 、社会性质和屈原的生平》作为附录收入1980年版《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多年来,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被评述 。杨先生在此文中认为这种观点是在用“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研究屈原 ,既不符合历史实情,又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在战国时代,民族尚未形成 ,所谓七国并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诸侯的割据状态而已。历史证明 ,七国的人民都是以后构成我国民族的来源,七国的领土都是以后我国民族的生活领域,战国时人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诸侯统治之下 ,但在经济生活上、社会伦理上、语言文字上 、文化传统上、心理素质上彼此是相同的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屈原的作品都证实着这一点.。因此不能把战国时诸侯的封国当做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来看待,诸侯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在文中杨先生通过史实反驳了唯心主义史学观,并对屈原的形象作了分析 。 此书出版于1962年 。所谓“唐代民歌”是杨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从《敦煌缀琐》的“五言白话诗”中选出的 ,共选二十八篇。杨先生使用全部唐代文献为这些民歌作出考证和注释,由此勾索出府兵、贫雇农 、逃户、地主、官吏 、和尚、道士、商人 、工匠、后娘、男女二流子各色人等的生活形象。如果根据内容考证年代,则最早的民歌作于唐高祖武德四年至九年(621-626年) ,有些篇作于太宗 、高宗 、武后时代,最晚是作于玄宗天宝中期 (750年前后) 。时间跨度约为130年,显然非出一手。这些民歌(今查出托名王梵志)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民俗学价值。

关于“变文 ” ,经多方考证,杨先生认为“变”(变相)乃是寺院的壁画或画卷,所谓“变文”就是图文 ,乃是解说“变 ”(图画)中情节或景物的说明文 。“变文”之所以使用散文、韵文合组的形式 ,乃是对我国古代“传”(散文)“赞 ”(韵文)合组文体的承袭。杨先生除引汉刘向《列女图传赞》和武梁祠石刻作证外,还从敦煌变文本身找到众多例证。由此证明所谓“变 ”(图画)和“变文”(图文)乃是继承我国古代“图 、传、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发展而成 。至今在国画上还书写散文的“序 ”,题韵文的“诗” ,这是这一传统的余绪。 1980年写就的《评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连续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1982年第1、2期。

杨公骥先生在文中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把周代视为“奴隶制时代”的权威说法,进行了详细的有理有据的批评 。他认为不能根据是否“杀人殉葬 ” ,是否“用人为祭牲” 、“杀人祭祀”,是否把人“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 ”,是否“贩卖人口”、“人价低于马价”等现象作为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他引述了马克思区分社会性质、划分历史分期的标准:在奴隶制社会 ,奴隶人身被占有,所以表面看来,奴隶的所有劳动 ,似乎都是“无偿劳动 ”,但实际是在“无偿劳动下掩盖着有偿劳动”,因为奴隶主为了使奴隶活下去从事再生产 ,就必须从奴隶的劳动“所得”中拨出一部分“偿还 ”给奴隶 ,作为生活资料。在封建社会,农奴从属于领主,在领主的田地上从事无偿劳动三天(即“公田 ”劳动) ,再在“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三天”(即“私田”劳动),所以农奴“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 ”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作为“雇佣者”从事劳动 ,做一天给一天工资,“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但实际上,“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 。这无偿的剩余劳动构成了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 ”天才的马克思极其明确地划分出三种不同社会经济性质的区别 ,也为历史分期提出了标准,所以恩格斯说:“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 ,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 ,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杨公骥据此认为,只有根据剥削形式,也就是根据“占有无偿劳动的方式”的不同来区分社会经济的不同性质 ,来进行历史阶段分期,才是唯一科学的标准 。如依此论断,则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占有一小片土地 ”的 ,“成家立业”的有自己生产资料的,有“家室”而“被束缚在土地上 ”的所谓“奴隶”,乃是马克思 、恩格斯所谓的“封建农奴”。这一问题的讨论 ,不仅是关涉到中国上古史分期的争论,而且涉及到应该如何判断认识周代和先秦社会的性质问题,对先秦的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 、文学史、教育史、军事史 、风俗史的评述等都有重大的影响。杨公骥有理有据的辩驳 ,是当时国内关于上古历史分期争论中很有分量的一家之言 。但是要对郭沫若这样的权威进行挑战,即使论据再充分也是需要胆量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为。

杨公骥先生的批判文章 ,常常是文字老道 、辛辣 ,好像有些给人不留情面。挑战权威,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 。人们由此不难看出 ,杨公骥先生是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在重大学术问题上他从来不盲从流俗,不迷信权威 ,他总是极为认真地分析研究别人的观点,然后才作出自己的判断。他每提出一个驳论性的观点,都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认真的研究 ,穷尽式地搜集资料,不只是搜集肯定自己观点的材料,更注意搜集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 ,通过客观的比对,然后才得出新的结论,所以他的文章总是有无可辩驳的学术力量。坚持追求学术真理 ,求实问是 ,敢为人先,这也是他多年来为学生所树立的榜样 。

游国恩的学术生涯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 ,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 ,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 ,白寿彝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 ,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 ,朱凤瀚 、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 ,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 ,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李学勤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 ,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 ,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 ,杨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 ,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 ,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

秦汉篇参考书

《秦汉史》 ,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秦汉史》,林剑鸣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史》 ,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 ,齐鲁书社1986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秦汉问题研究》 ,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秦汉史论集》,高敏 ,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 ,199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 ,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

《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纲》 ,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论丛》 ,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 ,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 ,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 ,安作璋 、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 ,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隋唐篇参考书

《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 、《食货志》 ,及相关列传。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 、《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 、《职官志》(《百官志》) 、《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

《资治通鉴》(隋唐部分) 。

《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

辽宗夏金篇参考书

《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 、《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 、《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 、《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 、《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 、《食货志》 、《兵志》 ,及相关列传。

《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 、《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 。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 、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宋史》 ,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金史简编》 ,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元朝篇参考书

《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 、《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 、《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 ,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

《元朝史》 ,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元史》,周良霄 、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明清篇参考书

《明史》:《太祖本纪》 、《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 、《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 、《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

《清史稿》:《太祖本纪》 、《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 、《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 、《食货志》 、《兵志》、《地理志》 ,及相关列传。

《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 、1986年版 。

《明史新编》 ,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清史新考》 ,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专题参考书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阎步克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 、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 ,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

《秦汉法律与社会》 ,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思想史》第一 、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思想史》,金春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 ,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 ,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 ,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目前设立有中国史 、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 、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 ,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 、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 。

师资岗位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目前一大批占有广阔学术前沿的中年教师已成为主力,一代史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教师中有过6位现任和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 、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 ,4位北大文科资深教授,现有4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_ 、阎步克、钱乘旦、李剑鸣),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 ” ,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5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位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 ,大多数学科方向都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

游国恩在西南联大四年(1942年至1946夏季复员) ,一直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并先后开设了唐宋文 、近代诗、韩愈文、黄山谷诗 、文言习作等课程。当时的讲义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成的。此外,还要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 。又 ,从1944年至1948年,每年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举行毕业生考试,均有请游国恩担任考试委员的。除教学任务外 ,游国恩还在校内外作过多次学术演讲。如1942年来校不久就在昆明广播电台作题为《论讽刺》的演讲,(刊载于《国文月刊》第21期)同年12月,在昆明中法大学作《论写作旧诗》的演讲 ,(载于《国文月刊》第23期)1943年在西南联大文史讲座作题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的演讲(附录于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书,改题为《楚辞女性中心说》),1944年在云南大学文学史会作《文学与谐隐》的演讲(发表于1944年4月12日昆明《扫荡报》)等 。

虽然时间已经是十分紧张 ,但游国恩还写了《槁庵随笔》十五则(连载于《国文月刊》1944年第36、38、40期) 、专书《屈原》(1946年,胜利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论文。《屈原》一书是1945年应潘公展之请写的。据说原来曾向梁守岱先生约稿,因梁先生太忙 ,才转荐游国恩承担 。潘 、梁二位与游国恩均不相识 ,他们荐请游国恩的原因,正如编印组在《作者小传》中所言,游先生“精研楚辞 ” ,有多本著作问世,“极为士林所推崇” 。《屈原》是一本约十万字的屈原传记,其中“对于屈子姓名、里贯、家世及学术思想篇章文艺诸问题之考证论定 ,不独发前人所未发,亦可补游先生以前著述所未及”。这本书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但游国恩不愿利用自己的旧著“偷工减料 ,潦草塞责 ”。同时,他在书中再次说明:抗日战争前夕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教学时讲授楚辞,“是有意在做宣传工作 ,宣传‘三户亡秦’的民族主义” 。

《屈原》一书中还指出屈原的死决非出于怯懦或消极的避祸,而是旨在“唤起国人”,“以拯救垂亡的宗国 ” ,“确有重于泰山”。并指出“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忠义之士 ,……(他们的出色表现)就是屈原这种宝贵的政治道德所养成的”。从此又可看出,游国恩的学术研究与他对国家民族的强烈使命感是相结合的 。

游国恩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着手编纂的《楚辞长编》,当时已编就《离骚》 、《天问》二卷 ,有油印本发给学生参考。其他各卷,也已征材略具。由于时局动荡,来到大后方后又因图书缺乏等原因 ,编纂工作被迫搁置下来 。1943年初,他在友人推荐下,曾一度考虑将已成卷的《离骚》、《天问》先去付印;为此曾与中文系罗庸教授相商 ,并请他写一序言。后因这两卷的原稿也已丢失,所存油印稿有脱错,手头无书 ,不能一一校正,且考虑到有的资料须补充,有些新的研究成果也无暇补入等原因而终于未拿出去发表。但罗先生仍将他写的序——《楚辞纂义叙》发表了出来 。(见1944年《国文月刊》第31、32期合刊)序言称:“泽承此编 ,承近世学风之变 ,兼前人累世之长 ”;并举出其在诸多方面超过前人的地方。序言还指出,此书含有“八善” 、“二长”;“虽旧说之渊海,实新义的甾会 ”。并说“此书一出 ,行见群爝息光,一星独耀” 。序言不仅高度评价了游国恩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而且说明《离骚》、《天问》二卷后来出版时虽经他遍寻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材料 ,并对有的按语作了订正,但它的成书在当时也已经成熟了 。 游国恩先生作为楚辞研究专家的成名作,是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楚辞概论》。1928年该书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及《国学小丛书》 ,使之有更广泛的流传。《楚辞概论》全书约15万字,较之时下动辄数十万言的很多著作而言,确是一本“小书” ,而且就其内容而言,对于当代研习楚辞的学人来说,大多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把它们罡于20世纪20年代的具体学术环境中 ,这些都是游先生和他的同辈学者在东西方学术文化撞击过程中所创造的现代学术的第一批成果 。

游先生有关楚辞研究的论文 ,生前有两次结集,一次为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一次为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改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论文集》。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先生凝聚毕生心血而在生前未能见其成果出版的一项楚辞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从1959年开始 ,金开诚先生一直协助游先生进行这项工作,同时中文系有五位中青年教师和中华书局聘请的孔凡礼、李淡虹先生也先后参加了资料搜集和核对 。到1965年,材料搜集工作已基本完成 ,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 ”,使之再次被搁置了十年之久。1976年10月以后,游在先生的主持下 ,由金开诚先生及他的两个学生董洪利 、高路明对资料重加校核和编排。1978年6月,《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离骚纂义》及第二编《天问纂义》即将完成,游先生不幸在医院遽尔逝世 。《离骚纂义》及第二编《天问纂义》定稿是在先生逝世后 ,由金开诚先生参照过去的油印本及游先生作过的指示完成的,分别于1980年、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先生研究计划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楚辞注疏长编》第一、二编的出版,经历了半个世纪 ,付出了三代学人的心血。游先生在《楚辞讲疏长编序》中提出整理《楚辞》的五个要点 ,但按计划还有校勘 、音韵的专书,所以已出版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侧重在通训而兼及明例、考事,也就是通常所谈的融会训诂 、考据 、义理于一体 。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 ,是随着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而出现的。中国最早公开出版的中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即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的“国文讲义 ”。其后各大学、师范乃至中学都纷纷改“词章”或“文章流别”为“文学史 ”,并为此编著各种文学史的教材 。中国文学史学科由此形成 ,而《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新型学术著作,也伴随着各类不同的教学需要而纷纷出现 。 游先生自1931年开始任大学教职以后,即与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有了关系 ,随即先生有了第一部文学史的著作《先秦文学》。该书是先生于1933年在青岛写成的,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人《万有文库》中。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对外“一边倒”基本政策的实行,高等学校的教学制度和教学计划也完全仿效苏联的 。学制多由四年改为五年,课程设置和名目也有改变。北京大学中文系自1955年起学制改为五年 ,而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则仿效当时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各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课程大都为一学年,每周2至3学时,而现在改为三学年 ,每周4至6学时不等 。其他的高等学校也都按照北大的模式对教学计划作了调动。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改革和进度,曾指定几所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所分段草拟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并为之多次召开会议。游先生作为北大、清华 、燕京三校中文系合并后的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主任 ,参加了这一活动的全过程,并承担先秦、两汉部分大纲的编写 。

游国恩先生于1956年底写有《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于1957年1月6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周刊上。文章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中文系教学的实际情况 ,就中国文学史内容、体例和分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游先生在文章中的认识和这一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在以后的一个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在规范着中国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 。

游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时 ,为了便于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随着讲授的进度,向学生配套发放相关的作品选注。这种作品选注 ,当时称为“文学史参考资料” ,由游先生提出作品选目和注释要求,具体工作由吴小如先生负责,再由先生审订。由于这套参考资料人选作品比较丰富而有代表性 ,注释详细精当,标明出处,并附有作家传记 、评论以及有关的后人研究成果 ,是作品选注的一种新体例;特别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大发展,学生数量迅速增加 ,学校图书馆藏书无法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这样的参考资料能保证所有学生有一定作品及相关资料的阅读,对教学很有益处 。因此 ,这套参考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末分别以《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名目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受到了高等学校,特别是新建和边远地区的高等学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 。

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出版 ,但由于随之发生的“反右 ”、“大跃进” 、“反右倾”等政治运动 ,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被搁置了。直到1961年,当时的中宣部、高教部联合召开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成立了教材编选办公室 ,开始实行一个大规模的文科教材编著的规划。《中国文学史》被确定为编著的教材之一,并指定游先生和王起、萧涤非 、季镇淮、费振刚为主编,游先生为第一主编和编写组召集人 ,参加者尚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 。也许由于所谓的“三年困难 ”的教训,其时正处于两个“阶级斗争”高潮之间的平静期,整个环境比较宽松 ,使这部教材的编写能在总结建国以后高等院校中国文学史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以翔实的材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勾划出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轮廓。更由于尽管这部教材虽出于众手,但整体来说,思想前后贯通 ,文学风格比较统一 ,章节安排大体匀称,便于教学,因此 ,自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四卷本方式出版后,四十年来累计发行200万部以上,是20世纪初高等院校设立中国文学史课程以来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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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桃的头像
    山桃 2025年09月27日

    我是洁臣号的签约作者“山桃”

  • 山桃
    山桃 2025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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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桃
    用户092712 2025年09月27日

    文章不错《杨公骥的学术贡献》内容很有帮助